关联与差异：中国建筑的平面浪漫

〖为评价中国建筑找到一个美学基础〗

　　1932年3月，林徽因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关于中国建筑的论述—“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1期，1932年3月，163-179页)。这篇文章包含了三个重要思想：第一，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在于它的框架结构，这一点与西方的哥特式建筑和现代建筑非常相似;第二，中国建筑之美在于它对于结构的忠实表现，即使外人看来最奇特的外观造型部分也都可以用这一原则进行解释;第三，结构表现的忠实与否是一个标准，据此可以看出中国建筑从初始到成熟，继而衰落的发展演变。这些思想后来贯穿于她与梁思成有关中国建筑的论述。

　　已有学者指出，这篇文章是1931年11月19日林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小礼堂为外国使节讲演中国建筑的文稿。(李军：“古典主义、结构理性主义与诗性的逻辑—林徽因、梁思成早期建筑设计与思想的再检讨”，《建筑史论汇刊》，第5卷，2012年。诗人徐志摩当天从上海赶赴北平听讲，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笔者在2012年曾发表“28岁的林徽因与世界的对话—"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评注”一文(《Domus中国》，第61期，2012年1月)，从史学史的角度对林文文本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与前人立论的“对话”关系。

　　近日，朱涛先生在其新著《梁思成与他的时代》的首发式上说，林文“大段大段的文字是借鉴了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此话被一些媒体记者断章取义，以“香港学者质疑梁思成：文章大段借鉴日本学者”为题进行了报道，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误解。故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拙文中对林文与伊东著作的对比内容重新整理发表，交由读者去判断是非。

　　在1930年代中国建筑史学者开始研究本国建筑之前，西方和日本学者早已展开了对于中国建筑的调查，并先后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他们以自己对中国建筑的认识，建构了一套有关中国建筑特征、文化关联，以及历史属性的“话语”。作为新一代学者，梁思成、林徽因进入这个领域，不可回避地要与这个既有话语传统进行对话。林徽因就是第一位“出场”的中国建筑史家。除了由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提出的建筑“三要素”标准(第5段)，她所借助的批评理论和叙述方法主要有三种，这就是当时西方建筑美学中具有主导影响的结构理性主义思想(第7段)、材料构造真率性原则(第8、第45段)，以及美术史研究中以18世纪德国美术史家温克尔曼的著作为代表线性发展叙述(第9段)。

　　在文章中林徽因对前人关于中国建筑的看法有认同，但更多的是更正，甚至批判。如她关于反曲屋面在防水和采光方面的功能的讨论(第19段)认同的是英国建筑史家James Fergusson的观点;关于中国建筑斗拱演变规律以及由此所反映的中国建筑的发展趋势的讨论(第36、37段)，接受的是瑞典美术史家喜龙仁的观点。(详见李军文)而她对中国建筑之美的结构和材料本质的认识、对中国建筑发展脉络的认识(第3段)，以及对中国建筑屋顶造型起源的判断(第34段)，则是针对英国建筑史家James Fergusson、Banister Fletcher,以及德国建筑史家Ernst Boerschmann的批判。

　　与众外国学者相关的论述都不同，林文在结语部分(第47段)将中国建筑与同为框架结构的现代建筑相类比以证明其复兴的可能性。正是因为相信“中国架构制既与现代方法恰巧同一原则”，林最后充满信心地说:“将来只需变更建筑材料，主要结构部分则均可不有过激变动，而同时因材料之可能，更作新的发展，必有极满意的新建筑产生。”

　　“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无疑是中国建筑史研究中一篇里程碑性的论文。在此，林徽因借助于西方近现代建筑中的结构理性主义思想，为评价中国建筑找到了一个美学基础，从而全面地论证了它在世界建筑中的地位、它的历史演变脉络、它与现代建筑的关联，以及它在现代复兴的可能性。它还体现了一名民族主义知识精英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复兴愿望。

　　毋庸讳言，林文也有多处涉及日本学者伊东忠太讨论过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伊东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对于中国建筑的普查，并于1931年出版了《支那建筑史》(载于《东洋史讲座》第11卷。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中文版，由陈清泉译补，梁思成校订，中文版名为《中国建筑史》);第二，从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初，伊东就与中国学者们有着频繁的交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伊东与中国学者有着相似的目标，即他为了捍卫日本建筑在世界建筑中的地位，也需要去捍卫被西方“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述贬斥的中国建筑。

　　林文与伊东著作在内容上可作比较的部分有6段。这6段又可分为与伊东所讨论的问题有关但立论角度与观点有所不同的4段(1、17、21、38段)，以及认同了伊东观点的2段(42、43段)。此外，伊东著作也提到了林文第19段在讨论反曲屋面在防水和采光方面的功能时所认同的Fergusson观点，但他并不完全同意。